中国新媒体（http://www.zhgxmt.cn）：光明日报记者董山峰(11)
——一个有关“为祖国健康工作50年”的行动
董山峰
2011年3月的一天，母校的一位工作人员打电话给我，问我能否出席庆祝清华大学建校100周年大会，并告知此项活动是在人民大会堂，党和国家领导人、校各级领导、各界校友都出席。听到电话，我马上答应，没有丝毫犹豫。答应的语调是镇静平和的，但内心却是潮浪奔涌。
母校这个电话对我来说是多么特别的荣誉啊！
在我的家庭中，我的母亲从没有很隆重地过过一次生日。以前是因为穷，能有个温饱的生活已经是很快乐的事了，过不过生日并不在乎。当家庭条件逐步好转以后，我们兄弟姐妹也曾经为母亲办过简单的生日，但都远说不上隆重。原因之一是，母亲的身体不太好，赶上生日期间生个病输个液什么的，我们要把主要精力用于抢救她，其他自是次要的了。即便母亲生日期间身体没什么问题，我们也不敢把生日的动静搞得太大，生怕把母亲累着。一家人共同吃顿打卤面，再说一两句祝福的话，母亲就已经高兴得不得了了。正因如此，每每想到母亲的生日，我的内心总是充满歉疚。我自己生活再苦，工作再累，也愿意让母亲过得快乐。
接到母校的电话，我很自然地想到了自己与母亲的情感。想到自己对母校很少贡献，在事业上没有很多成绩，不能像很多优秀校友那样给母校带来荣誉，我对母校能邀请我出席百年校庆期间最高规格的大会感到受宠若惊。我想，待学校发出正式通知，我是一定要去的。再没出息的孩子，只要母亲召唤，也应当及时出现在母亲身边，哪怕只是陪母亲说说话，帮母亲锤锤背，或者为母亲助助威、壮壮胆。
那天，如果没有特殊情况，我会早点起床，找一身适合运动的衣服，骑自行车去人民大会堂。
自从1994年到光明日报当记者以来，我有过很多次到人民大会堂出席活动的经历，其中以骑自行车前往的次数最多。
光明日报是个与共和国同龄的老单位。其创办者、领导者和员工不乏名人大家。其中包括章伯钧、胡愈之、杨西光等。其中第一位曾任中国民主同盟副主席、农工民主党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部长、全国政协副主席。第二位曾任新中国首任国家出版总署署长、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等。第三位1978年任《光明日报》总编辑时，参与组织修改和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评论员文章，引发全国开展“真理标准”讨论。我刚到光明日报的时候，从光明日报各种管理制度，还能依稀感受到当年章伯钧、胡愈之、杨西光等前辈留给我们的体制财富。比如，记者出去采访，只要提前一天要车，单位基本都能保证。如果要车人太多，司机班就提前出发，分送多人，然后在车上临时商量出一个时间表依次接人。再有特殊困难，就安排记者坐出租车，然后交通科长签字报销。虽然有这些方便条件，我还是喜欢骑自行车到处采访，有时能从市中心的光明日报直接骑到西三环外的香格里拉饭店，单程就要一个小时。后来，记者有私车的人多了，社会上有私车的人多了，道路的拥堵状况加剧了，而报社司机班的管理也不容易了。往往是单位有一大堆车闲在车库，而没有司机能够出车。这种情况在中央新闻单位和有计划经济色彩的老单位也算普遍现象。这时，我骑自行车采访反倒有了更多优势，起码不堵车呀。目前，随着北京拥堵的加剧，在北京四环以内这个范围，我觉得还真没有什么交通工具比自行车有绝对优势。
我骑自行车采访主要还是图方便，哪里有点什么事，想看看就看看，想问问就问问，想照相就照相。真有急需，把自行车往路边一扔，再选择最便捷的交通工具也不迟。
说起人民大会堂，我骑车到那里采访过上百场新闻发布会、几十场报告会、十几届全国两会，2009年因参加中宣部国庆60周年新闻宣传协调工作还在那里受到过中央领导同志的接见。2011年因获得全国优秀新闻工作者荣誉称号也在那里受到中央领导接见。而我的自行车也在人民大会堂安然处之。早些年是在东门有一排自行车，有专人看管。后来是在南门设存车处，也有专人看管。再后来因自行车的价值不再被人看重，南门只设存车处但无人看管，而东门外已经极少有自行车，每次我骑车到那里参加活动往往只有我这一辆，受到东门警卫战士的特许，放在他的眼前，从没有丢失过。你想，谁敢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在警卫战士的警惕目光中，偷走一辆并不值钱的自行车呢？
母校要求我们“为祖国健康工作50年”，我是个容易发胖的人，经常骑自行车有助于我在紧张的工作中保持健康；母校鼓励我们要“清芬挺秀、华夏增辉”，我骑自行车能发现很多的新闻线索，用自己的新闻作品为推动国家和文明进步出一点力，增一点辉；母校教我们“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和“行胜于言”，我骑在自行车上奋力前行，了解百姓与社会，发现世情与新闻，能不断体会“自强不息”的内涵，感悟“厚德载物”的境界，践行“行胜于言”的校风。
对于母校“爱国奉献、追求卓越”的传统，我觉得，爱国奉献本身就不鼓励我们在物质享受上追求卓越，只有在爱国和奉献上达到的高境界，才能叫卓越。而过于追求物质享受其实是影响实现卓越的。在这方面，很多清华学子的工作和生活是堪称卓越的。而我，在爱国方面虽满腔热情，但在事业上却少有建树，当然离卓越更远。越是这样，我越要注意用好自行车，在努力工作和踏实生活中继续追求卓越。
这里还想说说我所了解的一些在新闻界工作的清华人。我1989年是作为清华大学中文系科技编辑专业首届第二学位生毕业的。我们进校时都是普通理工生，根本没想到日后能从事新闻工作，是1985年以理工为主的清华恢复人文院系，才有了跨系攻读第二学位和日后从事新闻工作的机会。在我们前一届，清华中文系培养过一个班的科技编辑专业本科学生，其中有一位杨健就分配到光明日报工作，尽管后来出了国，但他为复建后的清华中文系向中央新闻媒体输送毕业生开创了先河，也为师弟师妹增强了信心。现在，我和我的同学高建进、以及中文系86级的张碧涌等都在光明日报工作，他们在业务和综合素质上都很出色，对母校的感情都很深，在光明日报的口碑都很好，发展得都很好。此外，从清华不同专业先后来到光明日报的还有赵爱武、阎磊、刘书永、邓晖等。从我了解的情况看，他们的业务都相当不错，且为人厚重，使得光明日报同事对于清华大学的毕业生颇有好感。在人民日报，我们中文系的毕业生杨健（与前述杨健只是同名）、任建民等都很踏实、很出色、很受关注。此外，在日常采访中，我还遇到过不少出自清华不同系科的新闻从业者。在我们这个行业，要想像经济界校友那样抓住机遇一跃而出成就大业是很难的（当然经济界校友有那样机遇和能够抓住的人也是凤毛麟角）。所以，我们中虽然有的进步快一些，有的进步慢一些，但总体上都在不断努力，甚至是艰苦地努力，在发展自身的纵向维度和克服一个个困难的横向维度上追求卓越——我以为，这就是真正的“自强不息”，是最有意义的生命活动，是世界前进的动力。（作者简历：1989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化工系和中文系，获高分子化工专业工学士和科技编辑专业文学士学位。1994年从原国家教委调光明日报工作，任光明日报科技记者，科技周刊副主编，光明日报两会报道人大组组长、政协组组长、编辑组组长，韩国首尔国立大学访问学者，中宣部新闻协调小组成员。现为光明日报经济部副主任。2011年当选全国优秀新闻工作者。）（转自清华校友总会《水木清华》杂志2013年第10期，本网略有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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