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媒体（http://www.zhgxmt.cn）：国际思想周报｜变节的左翼知识分子
米歇·翁福雷
米歇·翁福雷（Michel Onfray）是法国哲学家和公共知识分子，曾自命为“左翼中的左翼”（澎湃新闻曾编译过他的访谈，可见：）。不过自从他上个月发了一通关于欧洲难民的讲话后，左翼的《解放报》便控诉他“为（极右党派）国民阵线站台”，这事在整个法国知识界和媒体中炸开了锅，十月以来，讨论渐多。
左右阵营中支持翁福雷的人做了法国知识分子该做的事：组织公开辩论。本月20日，他们将在政治周刊《Marianne》上辩论，其标题是——呃，——“我们在法国还能辩论吗？”
翁福雷只是被媒体和社会党官员指责为想法与极右党派相近的法国思想家中最新的一位，他们质疑移民以及伊斯兰教在社会中的作用，并要求恢复法国受伤的自我意识。
在这一串名单中，还有伦理哲学家亚伦·芬凯尔克劳特（Alain Finkielkraut），他曾是激进左翼分子，现在是法兰西学院院士，写过几本有关法国传统共和文化衰落和法国“不幸的身份”的书；雷吉斯·德布雷（Régis Debray），1960年代时曾是切·格瓦拉的同伴，后来成为前社会党总统密特朗的顾问；埃里克·齐穆尔（Eric Zemmour），一名极右的记者，其著作《法语的自杀》在去年成为一本畅销书；当然还有小说家米歇·维勒贝克（Michel Houellebecq），他的最新小说《屈服》描述了未来法国被伊斯兰神权统治的情景。
本周，英国《卫报》发表了一篇题为《右翼“新反动派”搅动法国知识分子》的观察文章，说这个讨论“引发了道德危机”：从左拉的“我控诉”到让-保罗·萨特的左岸政治，法国发明了作为社会精神指导的公共知识分子形象，但现在已经被右翼的电视知识分子代替了。
而法国《世界报》12日发表了一篇《为什么知识分子辩论偏向右翼？》（Pourquoi le débat intellectuel penche à droite），说从前批判的知识分子多数都在“左翼”阵营。但现在的论辩表明，法国知识分子中存在着一种文化上的悲观主义和防御性心理，对“失去的法国”的乡愁为辩论定下了基调。
为何如此？作者给出了三点解释，首先，自从共产主义经历挫败，革命的概念不被人信任后，左派无法承受这种失败；而知识界的保守转向，第二个可能的原因是与海德格尔对技术的批判长期影响法国知识界有关；第三个原因跟第二个有关，是对左翼知识分子忘了批判现代性。作者举例说，德国法兰克福学派通过联合社会学与哲学，极大地扫除了德国战后的纳粹和反民主情绪。但当他们的作品在1980年代被系统地翻译到法国时，海德格尔哲学在法国的影响阻挡了这一主题。
14日，《世界报》罕见地在头版打出了一个标题《左翼知识分子哪去了？》，表达了痛惜之心。作者开篇即写道：他们去了哪里？他们现在是什么？为什么你听不到他们？翁福雷关于移民立场的辩论已令人目瞪口呆。所有人都失望地看到法国知识分子面对难民时的紧张。但更令人惊讶的是，左翼知识分子看来十分胆小、深居简出，且默不作声。
韩国政府强行通过统编历史教科书引争议
根据韩国《东亚日报》13日的报道，韩国副总理兼教育部长黄佑吕12日下午在政府世宗办公大楼里公布了“历史教科书发行体系改善方案”。黄佑吕称：“自从2002年实行历史教科书审查制以来，现行教科书上就不断发现历史事实的错误和偏向性问题。韩国在最短时间里实现了工业化和民主化，是世界上独一无二值得骄傲的历史，但在教科书中没有体现。”
目前，韩国学校可以自由选用8个不同版本的历史教科书，但都是所谓“检定教科书”，即民间编写、国家审定的教科书。而根据韩国政府最新决定，2017年起初中和高中将使用由国家编订的韩国史教科书，教育部将在相关行政程序结束后委托下属机构“国史编纂委员会”负责编订工作。
据媒体报道，朴槿惠总统与她的保守派支持者认为这些教科书是有瑕疵的，他们声称这些书都是由左倾的学者与老师撰写，有“意识形态上的偏差”。2013年，保守派学者发行了一套与其他版本立场相左的教科书，不过这套书被指淡化了亲日派人士造成的历史问题，且夸大了朴正熙的功绩，因此仅为少数学校所采用。
对于这些“历史事实错误”，《韩国日报》13日的报道称，有部分左派教科书对朝鲜社会主义体制的描述似乎要优于对韩国体制的描述。韩国学中央研究院教授权熙英举例表示，有的韩国历史教科书将朝鲜战争说成是“中国和朝鲜故意挑起”的“偶发性”战争，对朝鲜确定金日成惟一领导体制的社会主义宪法(1972年)大书特书，但对朴槿惠父亲朴正熙的“军事独裁”却大批特批。还有的历史教科书没有对朝鲜体制进行“猛烈攻击”，反而对李承晚和朴正熙的“功劳”甚少着墨。权熙英主张，那些否认韩国民主体制的学者根本无权参与历史教科书的编写。
13日，朴槿惠在主持总统府首席秘书官会议时表示，政府与社会绝不能从各不相同的政治思想与历史观出发、以具有偏向性且扭曲的角度编纂历史教科书。她说，为迎接朝鲜半岛统一时代的来临，应向中学生灌输正确的历史观，否则将不能排除韩国在文化或历史上受他国支配的可能性。
对此，《纽约时报》评论说，国家热衷于控制历史教育并不是新鲜事，但韩国的统编教材之争展示了现代历史知识生产与消费的窘境。《纽约时报》援引朴槿惠原话说：“我们正在见证东北亚与临近地区的快速转变，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不向学生灌输对本国历史的信念与荣耀感，我们很有可能把自身的历史与文化拱手任他国主导。”
【本周言论】
我们的体制由一群自称是现实主义者的做梦的人运行。期待不同的未来，当然不是断言它会更美好。它可能会更大地恶化。问题的关键是，历史具有足够的延展性来供我们选择。1990年代的政治理论家刚刚宣称，历史就要结束了，两架飞机就撞上了世贸中心，一个全新的历史叙述便开始展开。历史可能没有在这方面完善，但它肯定不会停滞不前。
——伊格尔顿在《卫报》评论托马斯·莫尔激进的乌托邦理想时这般说。明年是莫尔名著《乌托邦》诞生500周年。
人类的进步很大程度上归功于中国和印度的积极进步。
——今年诺贝尔经济学奖颁发给了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安格斯迪顿（Angus Deaton），曾他花费了几十年的时间深入研究了贫困群体、他们的消费习惯以及健康状况方面的数据，经过研究，他对人类进步做出了意外乐观的评估。《华尔街日报》称述了上文。
我们和Vice的区别，就是我们更关注那些有工作的人。
——本周，著名男性杂志《花花公子》（Playboy）宣布不再刊发女性裸体照片，杂志高管们承认，杂志已经被自己倡导的种种变革所压倒，“在眼下，性内容已经成了落伍的东西”，需要寻找新的定位。
儒家思想可以有效减轻由粮食危机引发农民暴动的概率，每1000 平方公里内的孔庙数量每增加 10%，就会使得农民因粮食危机而引发暴动的概率减少3.8%。
——《知乎日报》一篇文章引用James Kai-sing Kung和Chicheng Ma两位学者的《Can Cultural Norms Reduce Conflicts? Confucianism and Peasant Rebellions in Qing China》一文。后者根据《山东通志》，以定量分析孔庙密度和烈女密度是否能够代理儒家思想的社会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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