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媒体（http://www.zhgxmt.cn）：张秀琴:《资本论》与当代政治经济学批判
二、政治经济学批判与辩证法：以《资本论》为例的文化研究
关于辩证法的释义之争，在当代美国人本主义辩证法学界，其实很少是纯粹理论觉解，而是一种在论者看来的政治实践。而这种政治实践又是以文化批判为中介的；于是，关于辩证法的释义这一认识论之争，很快就(必然)蔓延到功能论的层面。实际上，当论者主要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理解为一种方法(虽不仅仅是一种方法)，并主要立足于历史具体辩证法的立场来界定这一范畴时，他们就已经开始倾向于将辩证法界定为一种分析和解决当代社会——特别是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发展问题(包括理论与实践)的主要武器。由此，当代美国人本主义辩证法研究学者开始重建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功能，其主要内容可归纳为：以政治经济学批判分析为内核的文化研究和以《资本论》探讨为依据的社会批判，并在此基础上试图重建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在当代的政治实践旨趣(尽管充满了学院派风格)。
首先，文化研究的政治经济学内核。我们知道，文化研究并非美国马克思主义的独创，我们可以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以来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化转向”中找到这一“文化马克思主义”传统的踪迹，也可以在20世纪中期的英国伯明翰学派(以及大约同期的德国法兰克福学派)中找到这一传统的典型代表。然而，当代美国人本主义辩证法论者却赋予这一传统以新的维度，即以政治经济学为内核来从事文化研究。显然，这与他们对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功能理解是分不开的，因为在他们看来，既然马克思的辩证法“不仅允许而且要求”将“多数人孤立看待的东西结合起来”，[1](PIII)那么它就不应该只停留在消极而被动的“小文化”视域之中(在这里，“小文化”既表现为传统苏联官方马克思主义所理解的“基础—上层建筑”模式中的作为上层建筑的消极、被动的文化领域，也表现为传统西方马克思主义特别是法兰克福学派的精英文化或高雅文化观)，而是应该进入一种“大文化”的研究领域，即一方面从文化马克思主义传统那里吸取积极的、主动的文化范畴；另一方面又不放弃对政治经济学的重视，而是力图将二者结合起来，也即“将政治经济学置于文化研究之中”——而不是如建筑比喻(基础—上层建筑模式)所喻示的相反的做法(“将文化置于政治经济学之中”)，因此可视之为对建筑比喻的一种“颠倒”。在他们看来，这本身就是对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精神的当代重建。
因此，当代美国人本主义辩证法论者尽管论述侧重点各有不同，但却都可以从他们的论著中找到这一以政治经济学为内核的文化研究路径。詹姆逊的“文化—矛盾论”明确提出了要“为辩证法提供文化说明”[2](P29)的当代辩证法研究任务，并力图将晚期资本主义纳入多元文化研究的逻辑之中；波斯顿的“时间—动态论”正是基于对以“时间”为衡量单位的劳动价值的分析，以及这一价值在资本生产的诸环节中的具体与普遍(抽象)之间的辩证关系的把握，来介入资本主义的社会统治形式的；如果说詹姆逊是偏向文学的视角，波斯顿是偏向哲学的视角，那么哈维的“空间—螺旋论”则是以空间地理学的视角来探讨资本主义的当代金融化控制形式的。作为理论奠基者的奥尔曼亦不能例外，他的“内在相关论”则力图用“矛盾”、“抽象”、“总体”等辩证法范畴来重新揭示马克思辩证法对于“构成资本主义基本关系范式(复数)的内在关系”以及“资本主义体系本身”[1](PV)的分析。因此，在这个意义上，以政治经济学批判为核心的文化研究(无论是以文学、哲学，还是地理学的视角)就是人本主义历史具体辩证法的一次完美的出击——具体运用(11)。
如果说在传统西方马克思主义人本主义那里，政治经济学研究因明显隶属于文化研究主题而处于隐性地位的话(如科尔施等人的政治经济学研究——这一研究虽然涉及《政治经济学大纲》和《资本论》，但毫无疑问主要是以对《巴黎手稿》的解读为例的)，那么在当代美国人本主义辩证法学派中，政治经济学研究就逐渐脱去了隐身衣，走上了前台。虽然这一做法肇始于传统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主义一派(如阿尔都塞的《阅读<资本论>》等及其之后的分析学派(12))，并在随后的美国当代辩证法学派(如生态学派从文化、自然与社会辩证关系的角度探讨了资本主义政治经济体系——特别是过度生产、异化消费和技术理性主义——的制度性矛盾与当代人类所面临的灾难性生态危机之间的内在关联性(13)；经济学派则更是立足于对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现状的考察来提供“新传统派”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以区别于资本主义官方的正统经济学派——如各种类型的凯恩斯主义)中得到纠偏式的彰显——尽管其阵营内部(如早期的斯威齐与当代的布伦纳之间(14))也有分歧，但他们都坚持社会经济结构(如社会财产关系)分析中的超经济因素(也称为政治共同体因素——特别是阶级理论(15))之于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分析的首要性。
其次，社会批判的《资本论》依据。当代美国学者以政治经济学为内核的文化研究，作为一种发挥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功能的尝试，都离不开资本主义(以及与其相关的前资本主义)分析(以寻求对当代社会现象与问题的解释)，或者说，按照詹姆逊的说法(和做法)，都是对目前为止主要由资本主义开创的现代性的反思与批判(以期在后新左派时期寻求与更为激进的解放政治相链接)。而马克思的《资本论》及其手稿群(特别是《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则是他们从事这一社会批判活动的文献依据，以期通过扎实而严肃的文本研究力图改变“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一直以来遭受的善意(以及非善意)的忽视和曲解”[1](PVIII)的局面。因为正是在《资本论》及其手稿群中，马克思与那些“在描述了利润、地租和利息之间明显的差异性就停步不前的政治经济学家不同”，马克思的辩证法使得他们得以“从整体，即从系统或从人们对系统所能达到的理解开始，继而进入对部分的研究以便了解它的合适位置及发挥作用的方式，最终达到了对作为其内部所发生的一切的起点”，而资本主义就是这些“前提和结果的总和”。[1](P8-9)因此，在奥尔曼看来，《资本论》的方法作为一种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最好案例，就是一种“从整体到部分、从系统到其内部”(16)的研究方法。这样的方法在哈维的空间—螺旋论中得到了直接运用，不过与奥尔曼念念不忘马克思早期、特别是《巴黎手稿》时期的异化观不同的是，哈维则更多聚焦《资本论》，且不止是第一卷，在他看来，第二卷和第三卷与当代更相关。相比之下，波斯顿则主要聚焦于《资本》论第一卷(或可再包含有《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如果还不能说他完全放弃了马克思早期的异化理论的话)来展开其关于时间、劳动和社会控制的马克思式社会批判理论重建工作的。詹姆逊则在新近出版的《重述<资本论>：第一卷评析》(17)中提出了既要坚持把辩证法的核心理解为对立统一律(也即矛盾)，同时又要将之放置于具体的社会历史情境中。如在当代社会中，就要一方面从水平层面(时间)也要从垂直层面(空间)具体分析当代“异化”的多样形式，并在对其差异性予以充分重视的基础上，适当“抽象”其同一性(就像在《资本论》中马克思一方面把历史的社会经济结构划分成古典和现代等多种形式，也即不同的生产方式，但同时又以生产方式将其统一起来)。也正是基于此，《资本论》中的马克思的辩证法作为一种“走出”逻辑(即认为历史节点的终点是对最初起点的扩大和丰富)而与黑格尔的“回归”逻辑(即绝对精神返回自身或重新占有自身)明显区别开来，也使得马克思的辩证法不再只是一种旧的哲学意义上的系统或方法(表述为“异化”或“抽象”)。从这个意义上说，不能把《资本论》理解为辩证法的哲学，它是辩证法的“具体”，甚至“《资本论》本身也是一种独特的历史事件，这也构成了其自身的辩证法”。[4](P137)这样，詹姆逊就从另外一个角度提出了所谓“重建《资本论》”的任务。
我们可以发现，尽管他们都反对后现代主义，但却都强调了辩证法中所蕴涵的历史具体性和社会差异性。在这一时期，其主要任务已不仅限于从《资本论》的文本解读中获取一种一般性的方法，以凸显作为《资本论》的方法的辩证法的合法性与当下重要性的话；而是更要致力于运用《资本论》的方法(即历史具体性原则)来进行具体的研究。这种具体的历史研究，既具有整个美国当代辩证法学派所具有的共同的基于对辩证法的新理解而展开的批判的维度(如生态学派基于对生态与资本的矛盾的考察而力图寻找资本主义内部各种关系之间的相互依存与转换问题；经济学派借助于在过去寻找当前资本主义关系形成的前提以及当前矛盾的种种表现试图为当前提供合理而可能的解答方案等努力皆属此例)；同时也更为明显地恢复了传统西方马克思主义人本主义一派的“哲学革命”(而非科学主义的纯粹“政治革命”的传统)，只不过在这里，“哲学”多以“文化”的名义出现。当然，这样的革命也具有当代政治的旨趣——因为“对资本主义的‘正面’描述(资本主义是革命和创新的)和负面描述(资本主义是剥削和控制)的选择，实际上是一种政治性选择而非逻辑或科学选择”。[4](P132)总之，在这里，通过对辩证法革命性的强调，而诉诸一种激进政治的旨趣是显而易见的——虽然这些诉求如奥尔曼所观察到的，大多停留于大学校园里，带有典型的学院派气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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