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城市基层的国家与社会关系研究及其学理反思

中国新媒体（http://www.zhgxmt.cn）：当代中国城市基层的国家与社会关系研究及其学理反思

内容提要：“国家”与“社会”可以说是在相互划清边界的过程中彼此赋予发展动力而产生与形成的。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并存乃是现代国家的一个基本特征；国家与社会的互动关系则形塑社会结构、影响社会秩序。作为社会科学研究的经典分析框架，“国家与社会”范式在被引入当代中国研究领域后，迅速成为城市基层研究的主流，并产生了大量的研究成果。这些研究有助于我们认识当代中国社会政治秩序的整合路径；但也日益陷入一种同质生产、难以取得理论突破的境地。为克服国家与社会框架的内在张力，我们需要在研究中反思城市基层的“社会”如何实体化操作、其多层复合属性以及内部的多样性和不一致性，“国家”的实体化操作问题及其角色的多维性，以及城市基层“国家”与“社会”的联结机制。在此基础上，还需要进一步反思“国家与社会”范式作为特定的“知识生产”成果所具有的政治、文化和意识形态等知识社会学属性。

关键词：当代中国研究；国家与社会；城市基层

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对当代中国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讨论便一直占据着学界的核心位置。它不仅成为各社会科学门类研究中国社会转型的重要“问题意识”，也成为解释这一变迁过程最重要和最具影响力的理论范式。政治社会学对于当代中国城市基层的研究亦是如此。学者们普遍认为：国家与社会在城市基层这一场域中彼此相遇且不可避免地发生深入互动，进而形成错综复杂的相互关系（李友梅，2002；桂勇，2007；王汉生、吴莹，2011）。近二十年来国内学界涌现出了大量关于城市基层治理中国家与社会关系的研究。这些研究要么通过国家与社会分析框架来讨论城市基层政治社会结构的变迁轨迹（彭勃，2006）；要么通过城市基层场域中特定问题的分析来讨论国家与社会关系的现时特征与未来走向（赵秀梅，2008；耿曙、胡玉松，2011）。时至今日，这仍是当代中国研究的一个“丰产领域”；但此类研究也日益陷入一种同质生产、难以取得理论突破的境地。本文尝试对此困境进行回应。接下来，我们将首先梳理“国家与社会”范式的理论内涵及其被引入当代中国研究的学术背景；然后对当代中国城市基层国家与社会关系的相关研究进行述评，进而分析其理论困惑与可能的突破路径；最后，本文还将对“国家与社会”范式作为特定“知识生产”成果所具有的知识社会学属性进行反思。

一

“国家与社会”可谓是社会科学的经典范式，一直以来都是社会学、政治学等领域经久不衰的研究主题。该理论范式的产生有着错综复杂的政治哲学渊源，但其理论主旨在乎对社会结构与政治秩序的关怀这一点却是明确无疑的。

众所周知，作为一种群体化的生活方式，国家的出现要远远晚于如家庭、村落，乃至西方历史上的早期城邦等初级组织形态。“国家并不是从来就有的。曾经有过不需要国家，而且根本不知道国家和国家权力为何物的社会。”（马克思，1995b：174）在国家出现之前，人类生存于某种可称为“自然状态”的秩序之下。自由主义先驱约翰·洛克认为“自然状态有一种为人人所应遵守的自然法对它起支配作用；而理性，也就是自然法，教导着有意遵从理性的全人类：人们既然都是平等和独立的，任何人就不得侵害他人的身体、健康、自由或财产”。（Locke，1960；塞利格曼，2002）即理性或者说自然法构成了人类这一历史发展阶段社会秩序的重要来源。与洛克不同，霍布斯则认为，在人人都按照自己本性而生活的“自然状态”中，每个人都要实现自己占有一切的“自然权利”。“自然权利”要求无限自由；而“自然法”则强调约束。两者间的矛盾不可避免地导致“自然状态”陷入一场“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之中。要避免这种情况，须通过契约把大家的权利交给国家，把大家的意志变成一个意志。也就是说，霍布斯认为“自然状态”注定是混乱无序的，也难以达成秩序整合。事实上，洛克也承认“自然状态”下的秩序整合存在缺陷：“第一是缺少一种确定的、众所周知的法律；第二是缺少一个按照既定法律来裁判一切争端的公允的裁判者；第三是缺少权力来支持正确的判决”。（邓正来，2002）因此，洛克也认为社会成员通过契约自愿将一部分自然权利让渡给国家在所难免。两人的区别仅在于：洛克认为国家只是社会成员为弥补“自然状态”缺陷而通过契约让渡权利的结果，因此国家不能也不应该辜负社会成员的信托，一旦国家违背了契约，社会成员可以推翻其统治和恢复让渡的自然权利；霍布斯则视国家为力大无穷的海兽“利维坦”，认为社会成员必须将其所有的权利与力量均交与国家并绝对服从。这也基本奠定了此后“社会先于国家”和“国家高于社会”两种对国家与社会关系不同理论认识的思想渊源。

从以上分析不难看出，“国家”与“社会”两者的关系密不可分。“社会”的古典哲学内涵可以追溯到“自然状态”说；而作为社会学、政治学的“社会”概念，则更多地受到了马克思的影响。他认为社会是由生产力决定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统一，是人们相互交往的产物、是各种社会关系的总和。“各个人借以进行生产的社会关系，即社会生产关系，是随着物质生产资料、生产力的变化和发展而变化和改变的。生产关系总和起来就构成所谓社会关系，构成所谓社会，并且是构成一个处于一定历史发展阶段上的社会，具有独特的特征的社会。”（马克思，1995a：345）尽管如此，“社会”的内涵仍然并不十分确定；而其外延更是被不同学者根据其研究意图进行了各取所需、五花八门的界定。概括起来说，“社会”所指涉的范围大致有如下几种代表性观点：“一是认为社会是一切人类现象的总和；二是认为社会是国家范围之外的非政治领域；三是认为社会是与政治、经济、文化等并列的一个领域”。（刘安，2010）现代政治学和社会学更多地是在第二种意义上使用“社会”。这种用法已然预设了社会与国家的分离并将两者置于对立的结构空间。

事实上，从思想脉络而言，“国家”与“社会”两者可以说是在相互划清边界、相互独立的过程中彼此赋予发展动力而产生与形成的。奠定当代“国家与社会”理论范式最为重要的学者当属黑格尔、马克斯·韦伯和卡尔·马克思。这其中，黑格尔被公认为首先在学术意义上区分了国家与社会的概念。黑格尔（黑格尔，1961：253）视国家为以普遍利益为目的的“绝对自在自为的理性东西”和人类社会发展的最高阶段，认为国家是个体权力让渡的结果，是“理性的和首要的机构”和人类精神伦理生活必要和不可缺少的调解。而市民社会只是家庭与国家之间的一种过渡形式。它建立在成员追求和发展私利的基础之上，因此不可避免地导致普遍的冲突和精神的堕落。市民社会内部的严重冲突还导致了它与国家关系的矛盾和紧张，黑格尔认为只有国家及其官僚机构能够调和这一矛盾。韦伯则认为“国家是这样一个人类团体，它在一定疆域之内（成功地）宣布了对正当使用暴力的垄断权”。（韦伯，1998：55）他尤其关注国家官僚制度本身以及在权力体系中占有有利地位的群体，并将此二者视为是理解国家最重要的组织维度和权力维度。韦伯也认为社会内部潜伏着深层的内在威胁，其秩序随时面临着挑战。但他并不像黑格尔那样，认为国家是解决上述问题的有效机制。正如奥罗姆（奥罗姆，2006：46）所总结的，韦伯觉得社会失序的威胁一方面来自于现代社会对于“理性化”的过分强调；另外一方面恰恰来自于现代国家本身的官僚特质。在这一问题上，韦伯是悲观的。他不仅没有提出解决之道，还预言人类社会无法逃脱“钢屋”的宿命。

至于马克思，他虽然从黑格尔那里继承了国家与社会的概念。但他与黑格尔在对待和认识二者关系这一问题上却截然不同。首先，马克思显然不认同黑格尔形而上学的国家观，不同意仅停留在社会意识层面理解国家。马克思基于唯物史观并从社会存在的角度赋予了“国家”完全不同的内涵。“对马克思来说，国家的存在是假定社会的划分为前提的，事实上国家起源于私有财产和社会阶级的发展，而不是在利益一致时调解这些矛盾。”（福克思，2008：10）作为上层建筑，国家从来就不是独立自主发展的，而是由经济基础所决定。马克思认为国家与社会的分化源自于私有财产出现以及人类社会的等级化。而到了资本主义社会，市场经济的出现更强化了这一点。资产阶级通过占有生产资料而控制国家这一强制性的权力机构，达到维护既有社会等级分化、也就是阶级分化的政治后果。因此，国家不是黑格尔所说的精神生活的最高形式，而是统治阶级维护自身统治地位以及剥削被统治阶级的工具。“现代的国家政权不过是管理整个资产阶级的共同事务的委员会罢了。”（马克思，1995a：274）其次，马克思的社会中心观与黑格尔的国家本位主义截然对立。黑格尔认为“国家的目的就是普遍的利益本身，而这种普遍利益又包含着特殊的利益，”（黑格尔，1961：269）因此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最高阶段。这意味着，市民社会要服从于国家的统治权。显然，在黑格尔的知识图谱中是国家决定社会，而不是社会决定国家。马克思的理论则是以社会为中心的，他把被黑格尔颠倒了的世界重新颠倒过来。“决不是国家制约和决定市民社会,而是市民社会制约和决定国家，因而应该从经济关系及其发展中来解释政治及其历史，而不是相反。”（马克思，1995b：196）马克思认为虽然市民社会孕育了国家；但私有制所导致的社会不平等，以及由此产生的阶级分化却使得国家具有一种专制性，并沦为统治阶级剥削和压迫被统治阶级的工具。显然马克思也意识到了国家与社会之间的矛盾关系，但他并不像黑格尔那样认为国家是解决这一矛盾的关键因素。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国家机器是服务于资产阶级的，它不可能做出有利于无产阶级利益的决策。因此，必须强化和巩固社会以限制和控制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