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正：社会欠魏则西一个征信系统

中国新媒体（http://www.zhgxmt.cn）：袁正：社会欠魏则西一个征信系统

魏则西通过百度推广进入武警北京二院进行治疗，他在百度的推广下、在医院描绘的“良好治疗效果”下、在部队医院、斯坦福大学技术、中央电视台报道等名词的吸引下选择了信任。而事实上，其中的欺骗其它患者早有举报、一些媒体早有报道、甚至一些司法判决早已存在，但魏则西没有办法可以更为广泛地搜索信息。魏则西事件发生后，我们看到政府部门快速地介入和处理了这个问题，这无疑具有正面意义，但处理是在事件发生之后，魏则西的悲剧无法逆转。牢虽补，羊已亡。

一、医疗市场的诚信和信任问题

在经济转型过程中，随着市场范围扩大，人格化交易向非人格化交易转变，市场交易离不开交易治理机制。医疗领域中，医院、医生与患者之间具有典型的信息不对称特征，患者对病情、对治疗、对医药不知情，只能依靠一个专家系统来决定其信任，例如，医院是三甲医院，这个“三甲”就是一个专家系统的符号，要经过资格评定才能获得“三甲”称号。医生要经过医学教育、考试并获得资质，因此，坐在医院、穿着白大褂的医生也是一种专家系统的符号。人们走进医院，并不知道这位医生姓什名谁，之所以信任他，正因为他是医生。在魏则西的遭遇中，这个专家系统出现了问题，武警北京二院这个“三甲”医院出现了对外承包科室，主治医生涉嫌诸多弄虚作假，他们声称引进斯坦福大学的技术，实际上纯属捏造；他们声称采用获得诺贝尔奖的治疗技术细胞免疫疗法(DC-CIK)，实际上在美国的临床试验基本上没有效果，已宣告淘汰，在国内，这项技术也并无审批资质。所谓百度推广，其字面意思是推而广之，老百姓信任百度，自然也信任其推广，谷歌会在这类商业推广上明确标记醒目的“AD”字样。这些专家系统一路失效，利用魏则西们对专家系统的信任，榨干他们的血汗，正如马克思的名言：“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

波兰尼指出，在市场化运动中，一个完全自我调节的市场力量是十分野蛮的力量，当它试图把人类与自然环境转变为纯粹的商品时，必然导致社会与自然环境的毁灭。医院滥用抗生素、女孩怒斥号贩子、百度血友病贴吧被承包、魏则西事件背后都是野蛮的市场力量在作祟。波兰尼认为，放任的市场经济必然引发反向的社会自我保护运动，社会的力量会阻止自由市场对人、自然环境及其社会关系造成进一步的损害。市场经济并不意味着自由放任，不受干预的所谓自由市场只是一种乌托邦。保护性立法与政府干预是这种反向运动的主要表现。

二、政府管制和司法的局限性

主流的观点认为，正式制度和私人秩序是维持市场有序运行的两种基本机制。正式制度大体可以分为政府管制和司法制度，其逻辑是一致的，制度主义的逻辑是，人应该按规则行事，否则将面临规则的惩罚。政府对违反规则的行为进行管制，法律对违反规则的人实施司法。制度主义背后，有一个假想的无处不在、无时不有的万能的监管者在实施规则。然而，真的存在万能的大公无私的监管者吗？我们的回答是否定的，因为所有的监管者都是行为人，在经济学上叫“经济人”，在利益上追求利益最大化，在成本上面临成本约束，在信息上面临信息约束，在体制上面临制度约束。监管者可以多监管，也可以少监管，可以是好的监管，也可能是坏的监管。于是就产生了第二个问题，谁来监管监管者？如果说B是监管者，制度上设计由A监管B，那么第三个问题又产生了，谁又来监管监管者A? 例如，香港的监管部门有廉政公署监管，那么谁来监管廉政公署？谁来监管监管者在全世界都是无解的问题。

先看政府管制。政府管制创造一个规范、良好的市场环境，这是典型的正外部性行为。正外部性是说经济行为的成本由自己承担，经济行为给别人（外部）带来了好处，别人没有因为获得好处而对这一经济行为做出补偿。如下图所示，该经济活动存在外部价值，因此社会价值大于私人价值。私人成本和私人价值决定其私人产量，而私人成本和社会价值决定社会合意的产量，可以看出，正外部性的市场结果是私人决策产量低于社会最合意的产量。在市场中，人们总是觉得正外部性的行为少了，如慈善、环保、教育、做好事等等。显然，医疗监管也是如此。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施蒂格勒、贝克尔等人基于美国的经验提出了“规制俘虏理论”，该理论认为，规制的提供正是适应产业对规制的需求，规制者被规制中的产业所控制和俘获，不管规制方案如何设计，规制提高了产业利润而不是社会福利。规制者并不是追求公共利益最大化，而是私人利益最大化。请允许本文引用谢作诗（2016）的说法：“如果说医院和医生坑患者，凭什么与患者八竿子打不着的官员就会维护患者的利益，而不是与医院和医生合谋一起坑患者呢？”“监管者与被监管者其实是猫与老鼠的关系。消灭老鼠，符合猫的利益吗？”“让猫去监管老鼠，一方面猫会纵容老鼠卖假药行假医，这是播种；另一方面又会充当正义代表，对老鼠处以罚款，这是收获。没人只播种不收获，也不可能只收获不播种”。魏则西事件曝光之后，媒体曝光了一些莆田系医疗机构逢年过节的送礼清单。在金钱的攻击下，猫不但不抓老鼠，猫鼠甚至可能成了朋友，监管若隐若现、若有若无，这就是监管的真实写照。

再看司法。在理论上，基于国家强制力实施的法律规则可以实施惩罚机制，改变交易主体的行动空间或支付函数，从而改变均衡结果（Basu,1989），法律可以建立起诚信。但是，法律对交易治理的有效性建立在法律本身的有效性上。司法制度遵循“不告不理”、“一事一议”的原则。只有个人认为自己的权益遭受侵犯时,在受害者的诉讼请求下，法院才会介入。法院不能主动处罚欺骗行为，民不告，法不究。当医疗事件中，若个人认为权益被侵犯，要诉诸法律并不容易。医疗行业存在显著的信息不对称，患者处在信息的不知情方，司法原则又讲究“谁主张，谁举证”。在医疗过程中，多少欺骗被蒙在鼓里，患者却无能为力诉诸司法。法律还存在其它的局限性，例如，法律执行是有成本的；法律规则的建立往往滞后于市场发展，常常无法可依；有限理性和不完全信息，使得合同是不完备的，法律无法对没有约定的交易环节进行裁决，这给了法官自由裁量权；即使合同约定清楚的内容，也可能因为违约行为无法证实，使得法律无法起作用；即使法庭做出了公正裁决，也可能出现司法裁决难以执行的情况；执法者也是“经济人”，也具有机会主义倾向，执法的公正性就成为一个问题。在全世界的司法诉讼中，个人和资本之间根本无法进行平等的诉讼，法院常常是偏向资本企业的，法律并不能阻止强者欺凌弱者，资本企业可以聘请强大的律师，可以对立法者、法官和陪审团行贿。在社会的价值判断中，往往也容易牺牲个人的利益而维护企业、企业员工、国家税收、社会稳定等方面的利益。法律是冲突解决的最后屏障，但并非可靠的最后屏障。法律的局限性产生了一个新的问题，谁来监督执法者？法律不但要规制个人的行为，还要规制执法者的行为（Glaeser and Hart,2000），但谁来监督监督者的问题仍然无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