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媒体（http://www.zhgxmt.cn）：陈世清：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司法体制改革
市场经济是系统，市场化改革是系统工程，相应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也是系统工程。从产能过剩、结构失衡的原因、过程、造成经济低迷不但发展不可持续而且增长不可持续的严重后果看，经济增长离不开经济发展，GDP增长指数离不开社会发展指数与人类发展指数。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涉及经济学范式、发展模式、增长方式，包括思想体制、文化体制、政治体制、经济体制的复杂社会系统工程。
政府是市场的内在环节，政府经济职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必要组成部分。要使市场经济体制真正建立并使之健康发展，必须强化而不是弱化政府的经济职能。但政府经济职能不是政府部门赚钱职能；如果只讲强化政府经济职能，很容易使各个部门各自为政，把政策制订、政策推行乃至司法解释作为实现自身部门利益最大化、本部门官员灰色收入最大化与合法化的工具，政府部门与民争利、用部门利益侵害老百姓（603883）利益，损害中国人民的公平发展权，造成经济不可持续增长、社会不可持续发展，甚至危及中国人的生存底线。片面强调强化政府经济职能必然导致执政腐败、司法腐败，而执政腐败与司法腐败必然导致官商勾结、政商勾结、衙富民穷、官富民穷、两极分化与官民对立，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演变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极权资本主义、权贵资本主义。所以在强化政府经济职能的同时还必须强调政府的服务职能；而能把政府经济职能与政府服务职能统一起来的只有法治——完善的法治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必要的组成部分。只有通过司法体制改革，把政府包括法院、检察院的行为纳入法治化的轨道，政府经济职能才能成为政府服务职能的组成部分，使强化政府经济职能与建设服务型政府二者得到统一。以健全的司法体制、政府行为法制化为途径，以维护社会公平、经济与社会可持续发展为目标，强化政府经济职能与建设服务型政府不是对立的而是对称的。所以完善的司法体制是完善的市场体制的核心环节。司法体制不改革，司法无法有效维护社会公正，将严重制约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政府职能转变、经济转型升级将是一句空话。司法体制改革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必要一环。
司法体制属于政治体制，司法体制改革属于政治体制改革范畴。实践证明，如果政治体制改革不能同经济体制改革相配套，使政治体制成为民主与法治相统一、微观经济与宏观经济相对称的、政府对经济活动进行有效宏观调控的制度保障，经济自由化的结果只能是腐败盛行、数字泡沫经济与两极分化；无论是腐败盛行、数字泡沫经济还是两极分化都不但使发展不可持续，而且增长不可持续。如果说，经济危机的根源是微观经济发展的现状、趋势同宏观调控手段的不对称，那么传统社会主义经济与迄今为止的改革开放并未消除所有经济危机的根源。相反由于在制造新的不对称，因而形成新的经济危机，主要表现在生产效率低下(改革开放以前)与泡沫经济(改革开放以后)。社会主义的经济系统是资本主义经济系统从不对称转向对称的必然结果。如果说资本主义(包括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是宏观经济落后于微观经济、因而不足以实现对微观经济的有效调控，那么传统社会主义经济则是用宏观经济来否定微观经济，造成对微观经济的过度控制。只有对二者扬弃才是全面的真理——科学社会主义就是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的对称。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逻辑和历史的结果来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是、也不应该仅仅是一种意识形态，而是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相互对称、生产力功能最佳发挥的经济系统。在这个经济系统中，公有制不是只有一种形态，某种特定的公有制形态不是其中必要的环节。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区别开来的最本质特征，不是经济系统中的某一个要素，而是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的对称、效率与公平的一致。市场经济，就是以民间微观经济调节为基础、以政府宏观经济调节为主导、以平等为核心、以价值为机制、以对策和价格为手段、民主与法治相对称、效率与公平相协调、通过资源对称配置实现资源优化再生的经济形态。市场经济是商品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平等性、对称性、主体性、价值性、系统性是市场经济的本质特征。效率与公平的对称是市场经济的核心，司法公正是效率与公平对称的根本保证。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的对称是市场经济的基本结构；而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的对称，通过民主与法治的对称来实现。渐进式改革，不能成为形成既得利益集团的土壤；稳定压倒一切，不能成为保护腐败、维护既得利益集团非法既得利益的制度保障。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否成功，就看能否推进司法体制改革，建立法治国家，真正实现社会公平，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真正落到实处。
要有效推进司法体制改革，首先要搞清楚几个概念。
法制国家和法治国家。前者法律停留在法律条文层面，虽然制定了理论上很完善的法律体系，但不具备能得到切实贯彻落实的制度保证，在实行中往往以“既讲法治又讲政治为由”被打折扣，使法制不能形成法治。这样的国家往往是理论上的法治国家，实际上的有法无天的国家，所以不能算法治国家。真正的法治国家既有完善的法律体系，又有使法律得到贯彻落实的制度保证。可以说，我们国家目前的法制和法治是脱节的，必须通过司法体制改革填补我国目前法制和法治之间的空缺，使我国成为真正的法治国家。
以法治国和法治国家。前者法治的主体在法治之外，是人治前提下的法治，法治是人治的工具和手段，法治为人治提供保证，或使人治法律化，统治者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随意更改法律，或在执行中以“既讲法治又讲政治为由”变相更改法律、弹性执行法律，使王子犯法与庶民不同罪；后者法治的主体在法治之内，人治是法治的工具和手段，法治是人治的前提和基础，权力关在法治的笼子里，即使皇帝犯法也要与庶民同罪。所以，从历史和逻辑两方面来考察，可以看到：在同样的法治的现象后面，可以是法治国家的本质，也可以是人治国家的本质。对于前者，现象和本质是直接同一的，现象是真象；对于后者，现象和本质是相反的，现象只是假象。而专制统治者往往用法治的假象来掩盖人治国家的本质。同样，在人治的现象后面，可以是人治国家的本质，也可以是法治国家的本质；对于前者，现象是真象，对于后者，现象是假象。而专制统治者也往往用人治的假象来攻击法治国家，借以鱼目混珠，以掩盖自己与其根本不同的人治国家的本质。以法治国的“法”，同人身依附关系是相容的；法治国家的“法”同人身依附关系是对立的。前者的法，不是真正的法，而只是人身依附关系的装饰品；而后者的法，才是社会规律的反映。前者同人的本性、科学真理、客观真理、人的价值相违背；后者同人的本性、人的价值、客观和科学真理相一致。前者的法是镇压人民反抗的，后者的法才真正保护人民。体现、保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法，只能是法治国家的法，也就是“法治中国”的法。
要有效推进司法体制改革，还要搞清楚几个关系。
法治与政治的关系。君子为国，正其纲纪，治其法度(宋.苏辙《新论下》)。习近平强调“人心向背是最大的政治”，而社会是否公正，则是决定人心向背的最大政治。社会公正，做到每个人权利义务统一，是社会最根本的规律，也是社会发展的最根本动力。法是社会发展规律的反映，社会发展规律——社会公正与最广大人民的最根本利益是一致的；所以法治本身就是共产党执政条件下的最大政治，任何一级法院、任何一个法官，都要以严格依法办案作为最大的政治。法院严格依法办案与坚持党的领导是统一的。法治中国是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统一的社会系统工程；法治中国的本质是实现社会主义国家人民充分的自由、实质的民主、真正的平等。“法治中国”是建构共产党一元化领导下的多元化监督、从根本上防治共产党作为执政党腐败、使共产党保持密切联系群众得到群众拥护与巩固执政合法性基础的根本政治保证；法治本身就是共产党作为执政党最大的政治，是科学社会主义内在的不可缺少的环节。
根据系统论，任何事物作为系统，其“系统质”由其整体决定，而事物整体功能大于各部分功能之总和。作为共产党，其执政合法性由其先进性决定，其先进性由共产党整体功能决定，不由部分党员、党的领导干部包括高级领导干部和部分党组织决定。某些党员、领导干部包括高级领导干部腐败、某些党组织系统腐败违法乱纪，本身并不足以否定共产党的整体先进性与执政合法性，所以共产党没必要为这些党员、党组织的违法乱纪行为买单。有的党组织平时无法无天，利用其执政地位为了自身或某部分人的利益随意侵犯人民群众利益，一旦人民群众为了维护自身合法权益诉诸法律时，就以“维护党的形象”、“讲政治”为由，要求法院为其违法行为网开一面；而目前中国法院和地方之间干部人事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使之往往不得不满足地方党组织的要求。中国开明的封建王朝之所以“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就是遵循法无例外原则。任何一个党员、党的任何一级组织如果违法都必须在法律框架中处置，任何一个党员、党的任何一级组织如果违法都应该自己负责、做决策的主要负责人负责，不要试图以“维护党的形象”、“讲政治”绑架共产党为自己当挡箭牌，任何一级法院以“政治”为由钻法律空子为地方或部门党组织的违法行为开脱，实际上是在挖共产党执政的墙角。习近平总书记在中纪委全体会议上强调，要以猛药去疴、重典治乱的决心，以刮骨疗毒、壮士断腕的勇气，坚决把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进行到底。严格执法是把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进行到底的最根本途径。如果说，司法腐败是最大的腐败，是一切腐败之源，那么最大的司法腐败就是组织与个人以讲政治为名明目张胆凌驾法律之上，有法不依，执法不严，使法律成为一纸空文；最大的反腐败斗争就是杜绝各种权大于法、使法院地方化部门化黑社会化的现象。那种把法治与政治分离开来乃至对立起来、以政治为名架空法律钻法律漏洞打法律擦边球忽悠老百姓让老百姓权利受到侵害后告状无门的说法和做法，在办案中把地方保护、部门保护、某些既得利益集团保护甚至官商勾结、徇私枉法披上“维稳”、“保驾护航”、“讲政治”的外衣，表面上是为党组织留下在法治边缘乃至凌驾法律之上执政的弹性空间，为某些党组织的塌方式腐败、有组织的违法行为搬台阶留面子提供缓冲带和免责空间，实际上是扩大错误、使法治后退、激化官民对立，在维护国家核心利益时无法形成民族凝聚力以致软弱无力，在理论与实践两方面瓦解共产党执政合法性基础。
维稳与维权的关系。不可否认，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为了发展经济，使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或有利于招商引资成为不少地方法院办案的潜规则乃至显规则。所谓司法腐败，本质上就是按丛林法则办案，按对强者有利的原则办案；在官民对立、强弱对立、富贫对立中，法院以“维稳”、“保驾护航”、“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为名坚定地站在官、强、富甚至黑社会一边，要么明目张胆剥夺老百姓诉权，要么胡乱判案让老百姓打不赢官司，在诸如老百姓遭强拆、拖欠工资、工伤赔偿、坑蒙拐骗此类黑白明显的案件以“保驾护航”为由不予立案或判老百姓败诉，老百姓合法权力包括知识产权得不到保护，甚至黑社会杀人都可以不了了之。这样的“保驾护航”不但违背了司法公正原则，而且首先违背了人民民主专政原则；之所以违背了司法公正原则，就是因为违背了人民民主专政原则。因为造成官民对立、强弱对立、富贫对立的根本原因，是官欺民、强凌弱、富不仁。法院按丛林法则办案不但没有维护社会公正，相反扩大强化社会不公正。我国多年来推行的司法保驾护航与维稳政策和社会主义法治的灵魂——人民民主专政本质上是对立的，和共产党的立党宗旨、社会主义事业本质上是对立的。为了使共产党不会蜕变为新的统治阶级与剥削阶级、不使社会主义国家法治成为统治阶级与剥削经济维护自己既得利益与统治剥削劳动人民的工具，就必须坚持以人民民主专政为社会主义法治的核心，以维权而不是维稳为社会主义法治的出发点与落脚点，对司法腐败进行外科手术式的彻底清算，以切实保障司法公正与广大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
人民民主专政与法治中国的关系。人民民主专政是共产党人的奋斗目标，是共产党得以执政的民意基础，是社会主义法治的灵魂，是把社会主义法治与资本主义法治以及人类历史上其他社会形态法治区别开来的特殊本质。从人民民主专政到法治中国是从抽象到具体、从理论到实践、从理念到实际的层层递进关系。法治中国是人类民主理想和民主制度发展的必然结果，是真正的、完全的、完善的、严格意义上的人民民主专政。当然目前我国的法制并不完善，但绝不能因为一句“任重而道远”而使实现完善法制的目标遥遥无期。路在脚下；法治中国的系统完整性、工程可操作性使建设我国完善的社会主义法制的目标任重道不远。
人民民主专政与西方宪政的关系。西方宪政不是法治的代名词，西方宪政的缺陷不是法治本身的缺陷；正好像市场经济不是资本主义的代名词，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缺陷不是市场经济本身的缺陷一样。西方宪政和法治不能划等号，西方宪政不适合中国不等于法治不适合中国，建设法治中国不等于照搬照套西方司法体制。毛泽东在1940年就指出：“什么是新民主主义的宪政呢？就是几个革命阶级联合起来对于反动派的专政。”十八大报告与修改通过的党章一方面把人民民主专政作为我们要坚持的基本原则，另一方面也要求共产党必须遵守宪法，“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活动”，这也实际上已经把“人民民主专政”与“依法治国”概念统一了起来。从以前的党章规定共产党自觉遵守宪法，到这次党章规定共产党必须遵守宪法，说明这个统一是个历史过程。由于社会主义国家宪法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宪法不同，所以社会主义国家的“依法行政”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宪政”是不同的概念。从内涵上，社会主义“依法行政”是对西方资本主义“宪政”的扬弃。我们的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制度自信既是因为我们的理论、道路、制度是历史经验的总结，也是因为我们的理论、道路、制度是建立在对西方理论、道路、制度的扬弃——取长补短的基础上。没有这种扬弃——取长补短，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我们的“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制度自信”只能是一种“理论自大、道路自大、制度自大”，而且是盲目的自高自大。
党与法的关系。法是党制定的，那么到底是党大还是法大？党大还是法大的问题，类似于牛顿大还是宇宙三大定律大的问题。诚然，宇宙三大定律是牛顿发现的，但不等于牛顿比宇宙三大定律大。牛顿发现了宇宙三大定律，但牛顿本身也在宇宙三大定律中生活，他的一言一行都受宇宙三大定律支配，所以宇宙三大定律比牛顿大。同样，共产党作为执政党，是根据社会发展的根本规律制定法律，共产党制定的法律是社会发展的根本规律的反映，共产党在自己制定的法律范围内活动是自觉遵循社会规律的体现，法比党大保证了党的先进性。
法比党大保证了党的人民性。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和历史上的统治阶级的区别在于：统治阶级根据自身的利益制定法律，所以统治阶级比法大；共产党根据社会发展的根本规律制定法律，所以法比党大。统治阶级也讲法治，但统治阶级讲法治是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利益；共产党讲法治是为了维护人民的利益。共产党和其他政党的区别在于：共产党除了全体人民的利益，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法比党大，体现了党代表了最广大人民的最根本利益。法作为最广大人民的最根本利益的体现，是民主的提升与凝结；法比党大，体现了人民比党大，从制度层面真正体现了民主。
法比党大保证了党的合法性。法比党大有利于保证党在法律范围内活动，通过改善党的领导来加强党的领导。法比党大是共产党执政合法性基础，是党的领导权威的合法性基础，是党提高自己执政能力的合法性基础。法比党大是政令畅通、令行禁止、提高党的执政能力的根本，是瓦解关系网、杜绝系统性腐败的关键，是无为而治、治大国如亨小鲜的诀窍。
共产党在执政条件下的“党要管党”，最根本的是使党在法律范围内活动，不但使党中央的各项方针政策都必须在宪法规定的范围内制定，而且要使党的各级组织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任何一级法院都不可能搞弹性执法、选择性办案，任何一级党组织都不可能在共产党一元化领导下享受“治外法权”。
法比党大体现了法的科学性。科学社会主义之所以是科学，就是因为科学社会主义是社会发展规律的反映。法治是科学社会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党的宗旨就是在中国建成社会主义，依法执政是依法行政的前提。依法执政就是按客观规律执政。按客观规律执政，可以使党不犯错误、少犯错误、知错必改，犯错误能得到及时纠正而不至于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可以无为而治、纲举目张、举一反三，提高执政与行政效率。靠破坏法治、牺牲公平、侵犯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来发展经济，违背了党的宗旨与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
法比党大体现了法的权威性。法制是制度，民主还是君主只是体制，制度高于体制。任何政党包括执政党在社会体系中的定位都属于体制的范畴。法比党大是社会科学分层的需要；社会科学分层，是社会规律层次的体现。社会高层规律制约低层规律，法比党大体现了法的权威性，体现了社会高层规律对低层规律的制约性，体现了共产党作为社会优秀主体对社会规律遵循的自觉性。
法比党大实现了法的稳定性。社会公平保障制度的核心是法治。所谓国家能力，就是国家治理能力；国家治理能力最根本的，就是政府管理能力；政府管理能力最根本的，就是法制化管理能力。法制化管理，包括社会法制化管理与政府自身行为法制化管理。社会法制化管理，包括执政党在法律范围内活动，不把法律作为实现某项政策的根据，不会为了实现使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目标而对部分人进行司法倾斜“保驾护航”，不会“即讲法治又讲政治”对执政党的某些党组织违法行为网开一面；包括社会行为尽可能全部纳入法制管理范畴，避免那些明显的侵权行为以“内部管理”为由法院不受理以致老百姓权利受严重侵害却告状无门的情况出现。政府自身行为法制化管理，包括法院行为法制化管理，最大限度缩小法官自由裁量权，杜绝审判行为行政化，以政治把关为由审者不判判者不审，严格依法办案，避免任何先富起来的人和地方政府、党委部门享受治外法权；包括严禁党政领导人对法院关说打招呼干扰法院公正办案；包括把政府行政机关所有行为纳入法制化管理范畴，所有行政违法行为都能纳入法制轨道纠正。以政府行为法制化为中介，强化政府经济职能与建设服务型政府可以统一。
法比党大实现了法的可行性。我国目前已经制定了一套完备的法律体系，但完备的法律体系不等于完备的法治体系，最根本的原因是司法体系的漏洞——法制转变为法治过程中的漏洞；其中最主要的，是各地党组织以党的领导为由凌驾法律之上，利用执政权使法院地方化，先是肆意侵犯人权剥夺人权践踏人权，尔后使法院成为维稳的根据，使各地法院成为实现地方部门非法利益的工具；而跟党政部门有关的案件的不公正审理，将损害司法公信力，牵一发动全身使司法不公成为司空见惯的普遍现象，使我国制定的法律成为一纸空文，使我国完备的法律体系泡沫化。长期实践证明：各地党组织、党的领导干部以组织名义利用执政权、行政权随意干预司法、对司法公正的破坏是社会主义法治无法建立健全的罪魁祸首；只有确立法比党大，才能促使各地党组织、党的领导干部严格在法律范围内活动，使我国法律体系成为可操作的法治体系，使社会主义法制落到实处。
目前司法体制存在的问题——司法系统腐败。
前段曝光得到查实和就直接事件本身而言得到处理的上海高级法院高级法官集体嫖娼事件，最值得我们关注与思考的，不是几个高级法官的生活作风糜烂，也不仅仅是几个高级法官生活作风糜烂后面的司法腐败个案，而是整个司法系统腐败。当负责终审再审机制的高级法院高级法官、足以组成完整合议庭和在无数个案子中分别担任审判长或主审法官的庭长副庭长、负责高级法院内部纪律监察的部门负责人都可以互相毫不避嫌相邀一起嫖娼，足以证明司法监督机制完全失灵，整个司法系统腐败。在蛇鼠一窝、猫鼠同流的完整严密全封闭的司法腐败系统中，任何冤假错案都可以在同级法院同一合议庭法官之间的默契配合中堂而皇之地批量生产、在上下级法院法官的遥相呼应互相关照中根本不用担心会被纠正也根本无法得到纠正。由于法院、特别是高级法院处于社会公正保障的最后一道防线的终端，且有着法院这一合法外衣的包装，包括高级法院在内的司法系统腐败使司法系统成为安全系数最高、风险系数最低、油水最多、隐蔽性最强、操作最简便、手段最恶劣、寻租频率与密度最大、对社会危害最严重的权力寻租的租源。正是这个权力寻租的肥沃土壤滋生了上海高院高级法官集体嫖娼这一腐化堕落行为。司法系统腐败使法院本来是社会公正的最后一道防线，却成为无底线破坏社会公正、强化扩大加剧社会不公正的陷阱；对于大多数不懂潜规则、不善于靠潜规则来打官司、打不起靠钱铺路以色铺路的官司的老百姓而言，走进这样一个陷阱有可能使自己人生和家庭带来不幸甚至灾难。事实证明：司法腐败是最大的腐败，是造成社会动荡的最主要根源。
解决司法系统腐败，目前司法体制改革应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1、司法分立。法院、检察系统应分立于地方各级党委与行政部门，法院、检察院财务、人事应该直属全国人大。法官、检察官应职业化。
2、实行案件三审终审制，在程序和实体两方面有效瓦解司法腐败关系网使审判走过场、非法判决畅通无阻最终生效现象。
3、结案释法反馈备案制。判决书出来送达当事人5日内，主办法官必须约谈当事人，对当事人对于判决书提出的所有疑问、咨询应该全部做出释法解答，不管是否解答均应记录在案，现场应全程录像，作为二审、再审的依据，可以有效防止主审法官通过程序违法走过场。上诉时限应该在该程序基础上顺延。
4、利用现代信息工具与智能系统实行司法管辖权流动制，以避免司法地方保护主义与瓦解由于长期固定司法管辖权形成的司法腐败关系网。
5、法官异地任职定时轮换责任终生追究制，以避免地方权力对法官审判的干扰。
6、法官责任硬约束，根本改变法官责任软约束、“法官终身责任制”虚化现象。彻底扭转审者不判、判者不审，审严格按法律审、判严格按政治判的现状。法官不管是由于受贿还是出于徇私、渎职、地方保护主义、受制于权势乃至仅仅出于趋炎附势，只要是刻意制造冤假错案或剥夺老百姓合法诉权的一律追究刑事责任。对于刻意制造冤假错案的，不能仅仅用程序纠正代罚。仅仅用程序纠正代罚，认为全部靠审判监督程序可以自动解决冤假错案，只能是既无纠正又无罚，使审判监督程序流于形式，使越来越多的审判按固定模式走过场，使法官随意制造冤假错案成为家常便饭。
7、法律条文要具体化，最大限度缩小法官自由裁量权，堵塞任何可供法官权力寻租的灰色空间。避免法官成为特殊既得利益群体、法院成为维护法官既得利益、最高法通过司法解释来冲抵法律以维护法官既得利益的权利部门。最高法院司法解释只有法规效力，没有法律效力，在和法律有冲突时，从法律。杜绝法出多门、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或副院长对着媒体喊话都可以成为实际法律乃至更有效法律的不正常现象。对于当事人提交法院的任何一个证据没有做出是否有效是否采信的认定并说明具体理由的判决或裁定一票否决，一律发回重审，并由该案原审法官自己个人承担当事人由于重审造成的全部诉讼成本开支。
8、检察院、人大对民事刑事司法监督要一视同仁，特别要堵塞司法程序监督的漏洞，根本改变目前检察院监督重刑事轻民事现象。
9、各级人大对当地司法机关没有财权、人事权，但有监督权，并实行有效监督。各级人大代表真正由人民选举产生，并对选民负责。
10、成立宪法法院，专门受理违背宪法的立法、行政行为与法官、法院(包括最高法院)，检察官、检察院(包括最高检察院)在执法过程中的违法行为，使宪法成为可诉之法，使宪法由虚法转变为实法，确立宪法的最高权威地位，使部门、地方立法中的违法行为和法官、法院，检察官、检察院的执法违法行为也成为可诉对象。对法官与法院、检察官与检察院的执法违法行为的诉讼原则上可以和相关民事、行政、刑事案件的诉讼同时进行，实现司法程序、司法监督的多元化，尽量保证司法程序本身就能解决司法不公问题，以有效遏制司法系统腐败。只有首先把司法部门的权力关进法治的笼子，才有可能把政府其他部门的权力关进法治的笼子。
目前当务之急是在地市级以上派驻中纪委、国家安全委联合工作组(最高法排除在外)，专项复查当地老百姓反复申诉的案件，冤假错案发现一个当场纠正一个，而不必通过所谓再审程序由法院来纠正；对于制造冤假错案的司法人员和干预司法公正的党委政府官员不管渋及哪一级牵涉多少人都“零容忍”视情节轻重马上处理、全部处理。任何一级工作组只直接对中央负责，人员精心选择、定期轮换，在人员配备、工作范围乃至个人生活方面全方位切断和地方党政司法部门的任何公私关系，杜绝工作组人员权力寻租和地方保护的可能。待历史遗留冤假错案全部得到纠正、司法体制健全时再考虑工作组是常设还是撤销。要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在实践中摸索一套完整具体的司法可操作体制，使社会有法可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减少行政监督，强化司法监督、纪检监督与舆论监督。
(此文不代表本网站观点，仅代表作者言论，由此文引发的各种争议，本网站声明免责,也不承担连带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