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媒体（http://www.zhgxmt.cn）：诈骗村成扶贫推进村戕害社会公平公正
原标题：诈骗村成扶贫推进村戕害社会公平公正
河南上蔡县崇礼乡孙庄村成为假冒军人进行电信诈骗重灾区。靠这门“生意”，该村多个家庭发财致富，“有钱”成为周边对这个村的整体观感。但令人称奇的是，崇礼乡把今年唯一的扶贫推进村的指标给了该村，对这个“比周边都有钱”的村进行扶贫帮扶。（9月26日《新京报》）
不过，说奇实际上也不奇，将扶贫指标给“比周边都有钱”的电信诈骗重灾区，当地政府的目的很明确，不外乎通过这样的安抚举措，通过金钱和利益的“甜头”换取那些违法犯罪分子暂时收手，维系短暂的和谐局面。
这样的策略有没有用，这样的“甜头”能否换来诈骗者们收手？显然不可能。对电信诈骗的首要分子来说，驱使他们违法犯罪的，早已不是贫穷，而是暴利；纵容他们犯罪的，不是贫困下难以为继的生计，而是犯罪成本与收益极不匹配的执法生态。些微的“甜头”并不能填平他们的欲壑，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违法犯罪的土壤。
而相比之下，更重要的问题在于，违法犯罪行为的收手不能依赖“甜头”来换取，基层的法治局面不可能依靠安抚策略来创建，国家的扶贫资源更不能成为安抚、收买犯罪分子的工具。
这种做法实际上建立在这样一种观念误区之上，即违法犯罪行为是由贫穷催生的，解决了贫穷问题，就能解决违法犯罪问题。这种观念在一定程度上有其道理，但像孙庄村这样的电信诈骗重灾区，靠诈骗行为而富甲于当地，违法犯罪之猖獗就不能仅仅或主要以贫穷来解释，而是应该思考地方治理的问题，执法、司法的问题，以及犯罪成本与收益不匹配的问题，简言之，法治不彰的问题。
本质上，当地政府的这一举措乃是近年来备受争议的“大闹大解决、小闹小解决、不闹不解决”治理思路的延续。当地政府主要将泛滥的电信诈骗犯罪行为视为一种麻烦，将犯罪嫌疑人视为麻烦的制造者，为解决这一麻烦，安抚这一群麻烦的制造者，而不惜将本应用来扶贫的资源投向这些社会的“蛀虫”。这就意味着，违法犯罪行为不仅不用付出相应的代价，反而会得到政府的安抚性资源支持。其示范性效应是严重而恶劣的。
从新闻报道中我们不难发现，当地政府之所以如此，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电信诈骗重灾区的恶名已经严重影响了当地的形象，并严重影响了地方官员的仕途；另一方面，乡一级的政府实际上没有多少执法的权力，而县一级的政府虽然有执法权力，但执法能力显然无法应对这种技术新、范围广的犯罪行为，只有通过引导、安抚的手段，试图徐徐缓解。一方面是责任的强化，一方面是缺少执法权力，地方政府只有利用现有的资源与权力，扶贫指标恰恰是其可以动用的有限的资源，所以饥不择食，出此下策。
法治的问题就应该通过法治的手段来解决，这是再清楚不过的。对于违法犯罪分子，将其绳之以法，才是对这个社会而言最公平的方式。相反，将本应投向贫穷者的扶贫资源投向违法乱纪者，使他们因自己的违法行为而受益，不仅将进一步恶化执法生态、纵容违法行为，而且是对公共资源的滥用，是对社会公平公正的戕害。
(此文不代表本网站观点，仅代表作者言论，由此文引发的各种争议，本网站声明免责,也不承担连带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