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媒体（http://www.zhgxmt.cn）：乾隆干过最狠的一件事，比文字狱更可怕百倍
古代的学者，包括现代的很多历史学家，都把人口数量作为研究当时经济水平的重要指标之一。在清朝之前，中国历代王朝的人口上限是一亿左右，而到了乾隆末期，人口达到了三个亿。以这个标准来看，清朝的文治是中国历史上最成功的。
谈到汉唐盛世的时候，我们对唐宗汉武开疆拓土的事迹津津乐道。殊不知，清朝的疆域中国历史上是除了元朝外最大的。我国的东三省、西藏地区、台湾地区、以及蒙古都囊括在内，一些之前王朝未收入的领土被清朝占领，一些之前王朝控制得不稳的地区，也被清朝牢牢掌握。从这个角度上来看，清朝的武功也是中国历史上最成功的。
那我们能不能就这样说，清朝是中国历史上最成功的王朝呢？
对于统治者来说，是的。
对于老百姓来说，可就不是了。
历朝历代政治家的不断尝试和努力，目标是建立一个最为稳定的政治制度。可对于普通的老百姓来说，他们不懂什么国家大事，想要的就是能吃饱饭，能有人身安全，如果再少干点活，多赚点钱，生活多一些娱乐，那就更好了。
这样的要求很简单，可即使这样，统治者们也不在乎。
皇帝们天天说“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好像很看重百姓一样。可他们真正在乎的其实只是“舟”，水在他们眼里不过是载舟的工具。水只要老老实实的不掀起大浪就好，谁又会去在乎水高兴不高兴？
清朝的人口达到了历史顶峰，可是粮食产量没有等比例的上升。人口多了，人均粮食却少了，老百姓更穷了。在乾隆末年，英国使者在中国见到的，是触目惊心的饥馑和贫困。“康乾盛世”下的老百姓，过的是饥饿、野蛮、如乞丐一般的生活。这样的王朝纵然有着辽阔的疆土和堆积如山的金银，却和老百姓没有半点关系。
清朝的皇帝有着近乎无限的权力，可他们只把这些权力用来强化自己的统治。
最引人注目的一件事，就是“文字狱”。
所谓文字狱，顾名思义就是因言定罪，因为读书人写了不该写的字，就把他抓起来。
这种事，历朝历代的统治者都巴不得干——要是全天下人都说皇帝的好话，这王朝统治起来就容易多了。
可是大部分王朝都不可能搞出大规模的文字狱，毕竟皇帝身边的官员也是读书人，哪个读书人会同意这种人人自危的政治迫害呢？只有在皇权特别强大的时代，才可能冒出大型文字狱。譬如秦始皇的时候，譬如朱元璋时候，再就是清代。
秦始皇的“焚书坑儒”最为著名，但其实这次事件的规模其实不大。朱元璋时代的文字狱牵连极广，但好在继他之后的皇帝并没有延续。而大规模的、长期的、成系统的文字狱，只发生在清朝。
在满清刚打下中国的时候，就开始对文人开刀，其中一件是顺治时期的“科场案”。
时期的起因是有人在江南地区的科举考试中作弊被抓住。因为江南的文人势力很大，也最不顺从满清的统治。因此清廷抓住了这个由头，狠查严打。最终把涉事的考官、中举的学子几十人全部问斩，牵涉其中的数百人流放黑龙江。
这什么意思呢，这相当于我们现在高考的时候，某主考老师有舞弊行为被查出来了。结果主考老师、监考老师、巡考老师，反正是和这事牵连的，再加上考生本人，一律拉出去枪毙，家产没收，全家流放到边疆干苦役。剩下那些沾边的老师、学生，也一律没收家产，全家去干苦役。
这种处罚节奏，大家可以体会一下。
当然，你也许会想，这件事毕竟是当事人犯错在先，算不上真正的文字狱吧？其实文字狱真正的高潮，发生在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同时真正贯彻了文字狱的特点：捕风捉影、处罚极重、牵连极广。
先说捕风捉影。
古人写字的规矩很多，有一条规矩是要避讳长辈、皇帝的名字。比如康熙名叫“玄烨”，“玄”和“烨”两个字就不能直接写出来。
那么需要用这两个字的时候怎么办呢？可以用代替法，比如把“玄”字写成“元”字。乾隆的时候，有个书生编了一本字典。在这本字典里，他要教读者怎么用代替法来避讳君主的名字，其中就列举了“玄”、“烨”等字该用什么字来替换。他所介绍这些方法，都是清政府官方的规定，完全合法的。可是，他在举例子的时候不还是得写上“玄”、“烨”等字吗，这不也犯忌讳吗？于是作者用了另一种避讳方法，“缺笔法”，也就是写“玄”、“烨”等字的时候少写一划，这也是当时惯用的避讳方式。
结果乾隆得知后，说这个作者太可恨了。避讳“玄”、“烨”等字的时候应该用“拆字法”，即把一个字拆成好几个字写，他用“缺笔法”就是不够尊敬！就因为这事，以及书里其他一些类似的格式小错误，这本书的作者被“从宽”处罚，斩首（不从宽就是凌迟），子孙七人斩首，妻子幼孙等家人发配为奴。更惨的是一开始负责查办此案官员被乾隆认为查办不力，“从宽”斩首。之前见过这本书的官员因为没有举报，革职交刑部查办。还有上上下下牵扯到的地方官什么的，一律受到了处罚。
如果你说，行，我怕了，这些避讳的字我一辈子都不再碰了，可以了吧？
这样的想法是很好，可不单单是清廷规定的那些避讳字眼，其他一些敏感字你最好也不要碰。比如“清”字和“明”字。
有人写诗“一把心肠论浊清”，对不起，有罪。乾隆专门批示说，此人敢把“浊”字放到大清的国号前面，“是何肺腑”？
光避开“清”字和“明”字，也不见得就安全了。
“千秋臣子心，一朝日月天”，有罪，因为“日”和“月”加在一起就是“明”。这首诗是在怀念前朝，其心可诛。
给自己的诗集起名《忆鸣诗集》，有罪，因为“鸣”与“明”谐音，“忆鸣”谐音“忆明”。
就连私下里的文字也不能幸免。
有人给朋友写了篇祝寿文，内有“创大业于河南”的字句。这明显就是一般的吉祥话，相当于“财源茂盛达三江”之类，结果被官府认为有谋反之心。因为这事，这人的住宅被官府搜查，又发现这人在《后汉书》的“文籍虽满腹，不如一囊钱”之类牢骚话上多加圈点。这全都是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哪个文人平时不说句牢骚话呢？清廷禁书那么多，谁没看过那么一两本呢？结果就因为这些罪名，当事人判凌迟，弟弟斩首，妻子儿女给功臣为奴。
再说文字狱的牵连之广，刑法之重。
这一点，单看康熙初年由鳌拜主审的“明史案”就可以了。当时有本讲明朝历史的书，其中有内容犯了清廷的忌讳。处理结果是出钱资助者、署名作者、作序者（其实是他人代序，他只是署名）、书上所列的“参订”者（很多人并未参与其事）全部凌迟，已死者被开棺戮尸。这些人的子嗣斩首，家人或斩首或流放。
还有初审此案的官员，地方官，教育部门官员，以“知情不报”的罪名，要么斩首要么绞刑。
这些还都在我们能理解的范围内，让人最无法接受的是：给本书刻字的工人，卖这书的书店老板，甚至买了这本书的顾客，竟然也都被判处斩首。
其余的文字狱，不至于把老板、顾客都杀掉，但牵连范围也很广，基本上给书作序的人，看过书的人，地方官员都会安个“知情不报”的罪名。处罚太轻的官员也都会背上“为犯人开脱”的罪名。
清廷为什么要如此疯狂大搞文字狱呢？
皇帝们并不是傻子，他们其实知道少避讳几个字，私下里发发牢骚不会动摇清廷的统治。所以他们的目的并不是只是要惩治在文字上犯错的人，真要这么干，天下的读书人也就要被杀光了。清廷是要造成这样的效果：让天下的读书人都知道，只要皇帝愿意，可以随时找个罪名让你家破人亡。至于这罪名找不找，什么时候找，就全凭皇帝一个人的喜好了。
换句话说，清朝的皇帝目的其实很明确，就是要全天下的读书人们随时都生活在恐惧之中，不敢乱写乱动。只有读书人们从打心眼里害怕了，他们的江山才真的稳固。
事实果然如此，当大兴文字狱后，清朝的读书人失去了独立思考的勇气，纷纷转向翻旧书堆、考据字音字义的“小学”。
不止如此，乾隆还干了一件更狠的事。
宋代以后，逐渐有了一个传统，每个王朝都会组织巨大的人力物力编纂“类书”。所谓“类书”，有点像是图书资料汇编，就是从当时能见到的各种图书中筛选篇章，把它们按照一定的分类编在一起。。
编纂类书是一个巨大的工程，也就成了皇帝治世有方、文化昌明的标志。乾隆特别好大喜功，他自然不会放过这个标榜自己的机会。类书是书籍摘抄，只抄录书籍的片段。乾隆觉得这么干不过瘾，要干就干最大的，干脆把每本书的全文全都保存下来，做成一本“天下图书大全”。这就是后来的《四库全书》。这种收录全文的就不是类书了，被称为“丛书”。
一开始，乾隆摆出一副求知若渴的姿态，他以编纂《四库全书》的名义要求全国各地，尤其是江南的读书人、藏书人把所有的图书都交出来供编辑人员参阅。而且是“借抄”，不是收缴，原书还是要还回去的，同时特别声明就算是违禁书籍也没关系，献出来的人一律无罪。
过了一段时间后，乾隆检查收上来的书籍，发现其中违禁的内容不是太多，而是太少了。
这时他有点不耐烦了，三番五次训斥地方官员，问为什么被发现的禁书这么少？并数次公开惩办查书不力的官员。
大家这才明白皇上是什么意思，原来是想要借着这个机会查禁书！于是各地官员立刻到处搜刮书籍，借着征收书籍的名目，查到了大量的违禁书籍。其中一些押送到首都由皇帝和他的参谋们亲自审阅，其余的就地销毁。在编纂《四库全书》的过程中，毁书高达数万卷，《军器图说》、《天工开物》等代表着中国古代科技成果的科学著作都在被毁之列，给中华文明带来了巨大的灾难。
更阴险的是，清廷在《四库全书》里任意修改文字。可以这么说，当时天下的书，一半被销毁了，一半被歪曲修改后编入了《四库全书》。
这代表了什么呢？要知道，过去人们编类书时都尽量忠于原文，保持书籍原貌，这是最基本的学术道德。但清廷为了“正人心”的需要，把《四库全书》觉得“悖逆”的文字随意修改，并且这些修改还不标明出处。不明就里的人们读后，还以为原著就是这么写的。
这是一种极无廉耻又极阴狠的招数，若只是毁书禁书，后人根据历史的只言片语还可以大致猜出你禁的是什么。而悄无声息的改书，是要让后世学者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接受被篡改的历史真相，这种有目的的作假，对于历史文明传承的损害是不可估量的。可以说《四库全书》存在的目的，就是为了抹去那些不想让民众读到的东西，用这种方式来控制民众的思想。
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的著名小说《一九八四》里，主人公名为“真理部”的机构工作，工作内容就是通过删改报刊、书籍和文献来更改历史，小说中还有一句名言：谁控制了历史，谁就控制了未来。小说出版后在西方引起了巨大轰动，但现在我们知道，其实早在这本小说一百多年前，清朝的皇帝已经开始这么干了。
《四库全书》一共抄写了七部，其中四部放在沈阳故宫、北京故宫、承德避暑山庄和圆明园，这几个地方都是满清皇帝的住处，所以这四本书都是不公开的。
而剩下的三本《四库全书》在哪呢？
全都放在文人最多、抗清意识最浓厚的江南地区，而且向全社会公开，欢迎各界学者来免费查阅。
这其中的用意，就不言而喻了。相比明朝永乐皇帝编《永乐大典》时，对所收录的书态度是“一字不加删改”，至少在编书这件事上，两者的格局高下立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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